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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适逢联合国救济总署招募一批畜牧专家前往中国，可以提供路费和工资，阳早借这个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当时贫困、落后、饱受战乱与疾病侵蚀的旧中国。来到中国不久，阳早就离开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从北平飞到延安，那是内战爆发前飞往延安的最后几趟航班。一到延安，阳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巨大差别。这里虽然贫困，但没有乞讨、皮条客，也没有坐在豪华汽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虽然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拥有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阳早很快就被这种平等且充满热情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来看望阳早，随后安排他去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在这里阳早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农场的一些友人为他提的建议，为了纪念不久前被杀害的著名记者、党员羊枣。
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为了避开飞机大炮、电台测位仪，他们白天躲在窑洞、山沟里，晚上才能出动。一次，刚刚经过疲惫的夜间行军之后，们正在村里扎营，准备休息一下。但侦察兵的警报紧跟着传来，全体人员必须立刻打包撤离。阳早和几位在撤离队伍后面负责赶驴，但是在过河的时候，一头驴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发了疯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驮着的补给包裹甩在河里。阳早见状立刻潜入水中，不顾安危地拼命捞取包裹。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农场的其他，从此以后大家对阳早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更加信任，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在六个月里，阳早一行人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还要随时与军周旋。阳早由于食物缺乏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还是顽强地跟着队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的封锁线。这段经历让阳早亲身感受到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亲眼看到陕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着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幸经历了西北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亲见了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确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①从此阳早对毛主席和中国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他最终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地奉献终生。
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别，她出身知识阶层，家族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尔代数的提出者乔治 · 布尔和著名小说《牛虻》的作者艾捷尔 · 丽莲 · 伏尼契。寒春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她的母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掘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寒春在母亲的培养下形成了自信、乐观、独立的个性，而且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动手。中国媒体往往形容寒春初来中国时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其实并不恰当。寒春最喜欢的恰恰就是经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她对这种挑战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充满了热情。寒春在美国时，经常连续几星期在森林公园野营，需要自己搭帐篷、寻找食物和水源。所以当她来到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时，并没有受到艰苦条件的影响，反而找到了能激发自己兴趣与激情的事业。对于寒春来说，在中国从事农机具的工作和在美国研究核物理没有太大差别，两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领域创造新的东西。
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爆炸的两枚为二战画上了休止符，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浩劫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无数人的命运因它而发生难以预料的转变，寒春就是其中之一。而寒春与的密切关联以及最后出人意料的人生转折，让她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并且更加耐人寻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寒春入选曼哈顿计划，前往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寒春协助美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 · 费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铀的临界质量的测量工作，这是研制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曼哈顿计划完成后，寒春接受费米的邀请进入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边云集了诸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文 · 张伯伦、“氢弹之父”爱德华 · 泰勒等核物理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同学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这些未来的学术明星。可以预见，如果寒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的科研事业前途无量。
但当核武器首次用于军事活动并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时，寒春开始意识到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她积极加入科学家对军方的抗议之中，参与了旨在争取平民对原子能控制权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并跟随协会到华盛顿进行宣传、游说。但是这些社会活动收效甚微，而且寒春发觉核物理领域越来越封闭，她申请的奖学金以及实验所必需的某些试剂都来自军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实验物理的成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进一步改进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寒春献身纯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灭，她深受打击，同时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还能做什么。此时，在中国革命中干得热火朝天的阳早频频来信，反复劝她来中国、来延安看看，信中描绘的另一个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韩丁的帮助下，寒春向宋庆龄主管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申请物理教师的职位。拿到录用函之后，她很快申请了护照准备远行。寒春将自己去中国的决定首先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一阵子寒春向他学习中文，她学会的第一句是“这是一支铅笔”。后来寒春曾给杨振宁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还记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现在我在教我的孩子们第一句英文”②。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三边农场时，阳早担任副场长，负责整理文件、处理管理上的问题。他凭借着丰富的畜牧经验在农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农场面临饲料不足的难题，阳早抓住时机带领员工大量种植玉米和新品种牧草，待秋天收获之后为过冬储存饲料，大大缓解了奶牛冬季饲料不足的难题。寒春在农场担任技术员，负责奶酪和酸奶生产。一开始，她按照美国的经验制作，但都失败了。后来，她想到向自己的蒙古族邻居请教。一位名叫嘎拉的当地妇女不仅热心地教给她奶油的制作技巧，还在休息时间拉着寒春切磋摔跤技术。几次交往下来，嘎拉成了寒春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三十多年后，阳早、寒春回到三边农场，与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寒春和嘎拉又比试了摔跤。在聚餐上，寒春还唱起了老歌，歌词颇具时代特色：“我们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原子炸弹落下来，我说是大西瓜。”
1954年初，农场派阳早等人去外地参观学习。这期间，正赶上苏联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北京召开，阳早在展览上发现了一台小型饲料铡草机，他认为这台机器对提高农场效率很有帮助，就专程拜访农业部副部长，请求将铡草机运回草滩农场。寒春和其他技术人员经过一番尝试，使得机器顺利开始运转，饲料经传送带被送进机器，刀片自动将它们切碎，然后直接运到堆积饲料的坑里。这是当时中国较早的一台饲料铡草机，机器和人工的鲜明差别让全农场都为之振奋。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铡草机频频出现故障，寒春就和几位修理工一起着手改进机器。后来，她在西安市图书馆找到了这台铡草机的俄文设计书的中译本，结合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机器的设计问题。这让她感到格外骄傲，“天啊，我不仅能制造它，还能改进它。从一个核物理科学家，到农业机械使用、修理、设计、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的转变，是理论结合实践，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⑦。
1962年的一天，寒春惊喜地接到了母亲卡玛丽塔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当时，卡玛丽塔正随团到苏联旅行，她希望能来中国一趟，看望寒春一家。自1948年乘船离开美国以来，寒春和阳早一起全情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彻底告别了在美国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由于当时交通通信技术的限制，寒春极少与美国的亲戚朋友联系，包括将她养育成人的母亲也完全淡出了她的生活。突然得知卡玛丽塔要来中国的消息，寒春既激动又纠结，激动的是可以见到阔别十多年的母亲，而纠结的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人想进入中国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寒春发电报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宋庆龄马上联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使馆工作人员安排，卡玛丽塔顺利来到了中国。卡玛丽塔来华期间，经组织安排，寒春陪着母亲到各地游览。她们去了上海、武汉、南昌等地，参观了很多革命纪念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邀请卡玛丽塔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周恩来对于她不顾美国禁令、冒险来到中国给予高度赞赏。
卡玛丽塔的首次中国之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诸多启发。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周总理在接见韩丁、寒春兄妹时，建议请卡玛丽塔组织10多名20岁左右的美国青年，来中国作一次工作、学习的旅行。卡玛丽塔欣然应邀，当年就带着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他们在最具先进模范性的大寨地区进行劳动，还由劳动模范陈永贵为他们讲解“大寨精神”。那时，卡玛丽塔患有高血压，从大寨回到北京之后，病情逐渐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她一度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悲观，甚至对寒春说：“我的一生美好而漫长，可能已经到头了。”⑧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派多地专家组成医疗队，对卡玛丽塔进行治疗，终于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寒春与阳早深受感动，回忆起往事时曾动情地说：“我们在周恩来总理那里感受到的是温暖，是坚持原则。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是完全忠诚的，没有个人利益，是全心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⑨
回想早年在瓦窑堡、在三边农场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缺衣少食自不必说，与老鼠、虱子的“斗争”也是家常便饭。但阳早、寒春却毫不在意，甚至乐在其中。寒春为学会抓虱子而感到十分兴奋，称“找到虱子是个绝妙的享受”。阳早制作过一个简易的捕鼠器，有力回击了老鼠的入侵。夫妇俩还很有生活情趣，阳早32岁生日时，寒春用泥土精心做了一个蛋糕送给他。在革命的理想和热情面前，物质的匮乏和环境的艰苦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但凡阳早、寒春有一丝在意物质环境和生活水平，他们也就不会选择留在中国了，毕竟在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高级的新侨饭店也不过相当于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不是来享受生活的，而是要投身革命，追求平等、独立和自由的。他们的大儿子阳和平曾在采访中说过：“很多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做出什么牺牲之类的东西，人们都不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做了牺牲，他们到中国来是获得解放了。”
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令阳早和寒春十分难受，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阳早和寒春受到启发，也想通过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目前的困扰，与他们二人深有同感的韩丁妻子史克和美国老乡安 · 汤珊一同参与进来。四人先给国家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转抄成大字报贴在友谊宾馆门外。当时，全国都在抄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大字报成了消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当几个外国人写的大字报传出来后，人们觉得很意外，都愿意抄。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阳早、寒春等人的大字报很快传遍全中国。这份大字报也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其中的内容表示赞同，并给出批语：“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这样一来，阳早和寒春就从特殊待遇中“解放”出来了。
进入80年代，寒春与阳早在农业机械化改革方面又取得了诸多成果。1980年，他们在北京南郊德茂牛场试制了管道挤奶设备，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接着，他们又在西安草滩农场“牧三”队开展了鱼骨式挤奶台的技术改造。这两项技术改造，为进一步试制成套设备奠定了基础。1982年，在寒春、阳早的积极建言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机械部下达了“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科研课题。该项目由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课题组，寒春与阳早担任组长。经过五年的辛勤工作，一系列显著成果问世，包括可移动式犊牛栏、卧式直接冷却奶罐（系列）、户外井式地热保温饮水器等，将中国奶牛场设计和成套设备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寒春、阳早将项目成果在西安草滩农场“牧六”队首先进行推广。从勘查、基建到设备安装、试运转，他们全程跟进奶牛场的设计和建设过程，最终落成的中国农机院沙河试验站奶牛场（简称“中试奶牛场”）得到外国专家的高度肯定，认为“无论是设计还是质量都非常出色，管理上稍作改进就可生产出世界水平的牛奶”，这也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座机械化奶牛场。
在寒春、阳早的精心努力下，中试奶牛场成为国内现代机械化奶牛场的典范。奶牛场以优质、纯净的奶源和高产、低耗的奶牛闻名全国，“卡夫”及“三元”乳制品厂都曾以较高的价格收购试验站的牛奶。全国各地来中试奶牛场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寒春、阳早热情细致地讲解，无偿提供设计图样、资料和零部件。他们实打实地希望这套先进实用的设备在国内得到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让广大中国人民喝上新鲜、优质的牛奶，至于自己是否能从中获取名利这些问题，他们却毫不在意。除了技术革新，在奶牛场经营方面他们也积累了诸多经验。阳早认为搞机械化农场，不仅要效率高、产量高，而且还要效益高，如果不挣钱就没有推广价值。在他的领导下，中试奶牛场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利颇丰。除了作为主业的牛奶，中试奶牛场还利用有机肥种植无公害、无污染的水果及蔬菜。
80年代中后期，寒春与阳早又着手进行奶牛牛群的品质改良。他们参照北美的经验，认为进口高等级优质公牛和优质母牛胚胎，繁殖出中国自主的优质公牛、母牛谱系，是“多、快、好、省”改良中国奶牛牛群品质的最佳选择。他们密切关注北美选拔出来的最优质的公牛和母牛，不惜自己花大价钱购买和胚胎。这种自掏腰包为国家购置先进装备的事情他们做过很多次了。之前，阳早想用四年积蓄两万美元买挤奶自动计量装置，钱不够，便卖了一块工艺毯换美元。他说：“用中国给我的钱给中国买东西，应该的。” 在寒春与阳早的推动下，中试奶牛场通过胚胎移植改良牛群，培育出一批批优质公牛和母牛，显著提高了牛奶产量和质量。中试奶牛场的公牛是全国许多公牛站养殖公牛的首选，母牛和胚胎则被大量提供给其他奶牛场改良牛群，或用于高校的科研项目。
阳早、寒春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贯穿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两位“老革命”依然坚持延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态度是：能住就行、能用就行、能步行骑车就不坐小轿车。多年来，两人一直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服，住在办公室兼卧室的老旧平房里，用的都是硬板床、旧家具。组织上想帮忙重新装修房屋，他们一直不同意。直到房顶漏雨、电线漏电起火，才勉强同意大修。在吃饭方面，他们也非常简单：菜是自己种的，早晚玉米粥、烤馒头片抹芝麻酱。一次，曾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宴请他们，阳早看到宴席上丰盛的菜肴转身就走，王震赶忙命人换上豆腐白菜，这段“罢宴”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和他们一起出国考察的技术人员曾回忆，阳早、寒春在考察团开支方面极度节俭，有制装费却不做衣服，有住宿伙食费却不住宾馆，带着考察团成员到他们的朋友家免费吃住，或在公园住一晚上1美元的帐篷。省下的钱除了用来买机械零部件，其余全部上交国家。
工作中，他们更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凭借这些可贵的品质打动并感染了很多人。阳早与寒春的一位同事曾回忆：“老阳老寒要求我在工作中要认真，要实话实说。有一次收割青贮，老阳发现收割机没有磨刀，很严肃地批评我，使我意识到每一个小细节都可能会影响牛的产奶量。老阳每天到地里观察青饲生长情况，确定最佳收割日期。” 在打造中试奶牛场的过程中，寒春与阳早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还为农场的每一头牛都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其图案、谱系、胎次信息都清晰详尽。寒春设计的描述胚胎生长发育情况的表格令农业科学院畜牧所的朱教授惊叹不已：“胚胎的状态如此一目了然！我们研究胚胎移植多年，没有想到设计这样好的表格。” 在场的中国农机院党委书记李伟民说：“老寒就是这样，要么不做，要做就最佳。”
